引言：法律精神与乡土实践的交汇

　　在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乡镇社区，家庭结构代际化、隔代抚养普遍化等问题，使得学前儿童的发展长期面临表达权缺位与主体性弱化的双重困境。《学前教育法》第二章第十四条以“尊重学前儿童人格尊严”“倾听、了解学前儿童的意见”为核心要义，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法律支撑。我园做为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唯一一所易地扶贫搬迁的公办幼儿园，以法律条文为行动纲领，创设“乐娃议事站”机制，通过系统性赋权实践，将儿童从教育的“边缘倾听者”转变为园所治理的“核心参与者”。这一探索不仅是对法律精神的具体回应，更在微观层面重构了儿童、教师与幼儿园的关系生态，为乡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式。

　　一、立法溯源与机制构建：从法律文本到实践载体的转化

　　《学前教育法》第十四条明确要求“平等对待每一个学前儿童”“鼓励、引导学前儿童参与家庭、社会和文化生活”，但其在搬迁社区的落地面临现实阻力：调研显示，72%的隔代监护人认为“幼儿园事务应由教师决策”，儿童意见常被视为“童言无忌”而遭忽视。基于此，我园以法律条款为基准，构建“乐娃议事站”三层实践体系。在制度设计层面，制定《乐娃议事站章程》，明确“提案征集—可行性论证—分级实施—结果反馈”四阶段流程，确保儿童意见从提出到落地的闭环管理。例如，幼儿提出的“应在幼儿园饲养小动物”的建议，经安全评估后改造户外边角空地为“乐娃爱饲养”。文化浸润层面，通过“我的幼儿园我做主”主题墙、月度“最佳提案”表彰仪式，营造“乐娃意见价值大”的园所文化。一名大班幼儿在提案通过后感叹：“原来我的想法真的能在幼儿园实现！”

　　二、多维影响：儿童主体性觉醒与教育生态重构

　　乐娃议事站的实践引发了儿童、幼儿园与教师三方的深层变革。

　　儿童发展层面，参与议事的幼儿在认知、情感与社会性层面呈现显著提升：87%的幼儿在访谈中表示“我能让幼儿园变得更好”，其自信心表现为更积极的师幼互动与活动主导行为；90%的幼儿能清晰阐述“我喜欢的食谱”“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是这样的”，展现出对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四大核心权利的本土化理解。

　　幼儿园治理层面，儿童议事机制倒逼园所管理模式的革新。户外游戏区改造、节日活动设计等重大事务须经儿童代表听证，教师从“决策者”转为“协作者”。例如，幼儿提议“幼儿园应该有一些坡坡和洞洞”，园方因地制宜打造“奇幻洞洞坡”，成为最受欢迎的户外设施。

　　教师成长层面，儿童议事实践引发教师群体深层的认知重构。教师从“孩子需要被管教”转向“儿童是有能力的权利主体”，中班王老师在日志中写道：“他们关注公平的细节远超成人想象。如大班生成课程‘我们的菜园’即源于幼儿对午餐蔬菜的讨论，项目持续两个月，涵盖科学探究、艺术表达等多领域学习。教师通过支持儿童议事，重新定义‘专业性’——不是掌控课堂的能力，而是发现儿童需求并赋权的智慧。”

　　三、理论启示：从制度到文化的系统性变革

　　“乐娃议事站”的实践揭示了乡村学前教育治理的三重逻辑。首先，权利保障逻辑将法律赋予的儿童参与权具象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路径，使抽象权利转化为幼儿可感知的直接经验。其次，文化革新逻辑通过儿童参与倒逼成人社会反思代际权力关系，逐步消解“儿童无能论”的传统认知。最终，教育公平逻辑彰显了更深层的正义——当易搬点幼儿能宣称“这是我们自己的幼儿园”，其意义不仅在于法律合规性，更在于通过制度性渠道赋予最脆弱群体发声权，从而打破教育起点不平等的结构性困境，为乡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微观样本。

　　结语：以儿童之名，书写乡村幼教的未来

　　“乐娃议事站”的实践，本质是一场静默的教育革命。它打破成人权威的单向度叙事，让《学前教育法》的“尊重”“平等”等关键词，在易搬点幼儿园的土壤中长出具体的根与芽。这启示我们：乡村学前教育的现代化，不在于硬件设施的追赶，而在于是否真正承认儿童的主体地位——因为每一个被倾听、被尊重的幼儿，都是在书写中国教育公平进程中最具生命力的注脚。（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乐岗幼儿园　杨松）